? 政府怎样拯救民企 - 财经 - 桃李网 - tolee.net 免费领300元qq红包神器

政府怎样拯救民企


? ? ? 最近一个多月,民营企业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起初个别自媒体公号恶搞,宣称“民营经济应退出中国舞台”为噱头而引发市场大讨论;再是股市发生大股东质押等流动性危机,并叠加企业的债市危机,引发了“拯救民企”的呼唤。

  于是,从中央最高决策层到各大部委、地方政府,纷纷发出了支持民营企业的最强音。相关政策措施相继落地,涉及融资支持、减税降费、放开准入、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诸多方面。

  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更关键的是民营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信心滑至低谷。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大量民营企业家心存诸多忧虑。”曾参与过新旧“民营经济36条”起草的大成企业研究院副院长陈永杰对财新记者指出,这些“忧心忧肠之事”包括:中美贸易战及其矛盾向其他领域扩展,影响民营企业对未来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预期;社会舆论中对民营经济的诸多不良信号,使民营企业家们空前地担忧自己的命运;税收政策强调减税,但在实际征收上大幅度增税,给民营企业带来少有的税收增加负担;金融去杠杆的强硬执行,给民营上市公司带来资金链断裂的压力;一些地方环保执法“一刀切”“一天成”的做法,导致许多中小企业关闭停产;以及一些民企老板出事,罪未定、人先抓、贷款断、公司垮、员工散,企业家人身财产的危机感大增、安全感大降。

  11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54家民营企业召开座谈会。从54家与会企业代表来看,覆盖了大、中、小三类民企,贯穿制造业、互联网、医药、环保、科技等行业,但无一家是房地产开发商,中央政策的态度可谓鲜明。此次座谈会对市场关切的主要问题都一一回应。

  聚焦民企,可谓找到了破解中国经济当前内忧外患的那把“对的钥匙”。“前一段大家预期都非常不好,好多民企都想方设法跑路,现在这种势头是扭转了。”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牛犁告诉财新记者,近期的政策如果能把错误的不正常的政策舆论、市场信心不足和预期悲观的势头扭转过来,就是非常成功的了。

  具体来看,近期密集出台的政策措施较多集中在金融领域,国家发改委、“一行两会”相继出台了支持民营企业从银行、股市、债市融资的措施。民营企业从金融机构和市场获得的融资,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和贡献不相配,是中国经济的多年痼疾,确实需要扭转。不过,亦有银行人士提醒,银行放贷不能降低风控标准,并需要实现商业可持续,行政化的干预不可取,“否则,口号喊得再响,也不一定真做”;而如果真的一味听从行政化指令而不顾商业逻辑,对经济体系的贻害更大。

  多位民企和银行人士指出,当前民企最缺的不是资金,而是利润,也就是真正有前景、管理能力又能匹配的项目。“觉得只要将钱贷给企业,实体经济就会变好,这是非常危险的观点。”一位东部城商行计财部人士指出,需要对民企对症下药,“一味逼银行给民企放贷只是短期续命,但长期有害——不能改善造血机制,最终还是死一片。”

  除了适当引导民企坚守主业、不盲目扩张,还有更多功夫需要下在民企之外,简单说就是既要尊重市场,又要补足市场失灵的部分。

  “营商环境最重要,总书记和总理都说了。”近期,参加了民企座谈会的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宝申对财新记者指出,“天生具有强势地位的政府和央企,应有意识地注意不破坏市场机制运行,才能创造正常的商业氛围。”

  “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另一位小型民企总经理也指出,民企短时间内可以被救活,但更需要持续推进体制改革,尤其要尽快推进国企改革,做到民企和国企竞争中性。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指出,从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的情况看,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并不仅是因为出台了某项政策来扶持,而是整个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民企发展创造了条件,包括民企的地位、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公平竞争环境和机制的形成。

  “最终要让民营企业有长期、稳定的预期。这就不是靠喊话就能做到的。首先需要大家一起来遵守基本的市场规则。”一位私募基金负责人说。

【上篇】 政策大底


“这次关于民营企业问题的政策大底基本已经出现了。”11月2日,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团队指出,对于如何解决民营企业的问题,从政策角度来看,已经达到了短期内的极致水平。

  从10月下旬开始,在国务院部署下,央行、证监会等部委频频出手,挽救“失血”民企。10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出台更多有利于民营企业稳定健康发展的政策。当晚,央行行长易纲表示,将推动实施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计划、推进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计划,以及运用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支持商业银行扩大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中国证券行业协会亦在当晚宣布,11家券商将出资设立210亿元的母资管计划,撬动千亿元社会资金;10月26日,证监会称将支持专项公司债的发行。这些措施均为纾解民营融资困境和股权质押风险。

  11月1日的最高级别民企座谈会召开后,各部委的表态更为积极,政策也颇有箭在弦上之意。11月5日至7日,“两高”相继重申加强产权司法保护:最高人民法院表态称,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称,对于有关部门移送的刑事案件涉及民营企业行贿人、民营企业家的,要依法审慎采取强制措施,充分考虑保护企业发展需要。“对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涉经济犯罪案件,不该封的账号、财产一律不能封,不该采取强制措施的一律不采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说。

  金融政策方面,11月6日,易纲重申了前述的三项措施,将其比作“三支箭”;他同时提到,未来会更加关注政策的叠加效应,既要防止“运动式”收紧,也要防止“运动式”放松。7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接受央行旗下《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根据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比例,初步设想实现“一二五”的目标,即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三分之一,中小型银行不低于三分之二,争取三年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

  11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聚焦民企融资,对增加民企贷款提出了更具体安排,包括明确授信尽职免责认定标准,引导金融机构适当下放授信审批权限,甚至提出力争主要银行四季度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比一季度下降1个百分点。15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将积极支持优质民营企业发债融资、加大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支持发行创业投资类企业债券、协调推进民营企业违约债券处置等。

  除此,11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还要求开展专项行动,以解决政府部门和国有大企业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的问题。据财新记者了解,这是因为有企业家在前述民企座谈会上,反映了这一问题。发言的企业规模不算大,一年销售收入几千万元,但被政府拖欠的款项就高达800万元,现金流有被拖垮之嫌。据与会企业家透露,闻知此事,决策层当即表示,“政府也不能当‘老赖’!”“总书记说,如果有政府欠钱,鼓励企业告政府,‘我们给你撑腰’。”

  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部署了此事:“由国办牵头督办,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审计部门要介入。凡有此类问题的都要建立台账,对欠款‘限时清零’。严重拖欠的要列入失信‘黑名单’,严厉惩戒问责。??清欠情况明年春节前向国务院报告。”

  各部委齐手帮助民企流动性,有其利弊。好处在于,能够迅速切断民企流动性风险向金融市场传导。但市场人士也很担心,这一轮轰轰烈烈的拯救民企,是否救到了点子上,是否会造成新一轮的信用过剩和风险?

  “如果金融监管部门只是出台各种各样的文件去迎合各种各样的政策要求,金融机构不按市场原则配置资源、防范风险,今后出了问题到底是谁的责任?谁来追责?谁来承担责任?”曾任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的徐林在近期反思金融监管政策时指出。

“一二五”目标争议

  民企贷款投放“一二五”目标提出的第二天(11月9日),银行股大跌。部分买方和卖方研究员对财新记者表示,这是因为前一日监管公布可能要加大商业银行的民企贷款投放考核,导致市场预判,银行业在行政指挥棒下,未来的不良率将加速上行。

  对此,11月10日晚间,监管部门进一步阐释了这项政策的前因后果,强调“一二五”只是宏观目标,并非针对个体银行的监管考核指标,信贷标准并没有放松。这一及时解释,使得市场一时的过激反应有所纠正。

  从财新记者采访来看,目前业内的基本共识是,鼓励金融机构支持民企的方向是对的,但过于行政化的干预方式不可取。

  “一二五”作为宏观目标提出,从资金使用效率来看,有其合理性。郭树清在当时谈到“一二五”目标时,也曾指出这一重要背景:目前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企贷款只占25%,而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超过60%,民企从银行得到的贷款和其在经济中的比例不相匹配。

  “按照这个比例,相当于国企是用75%的贷款创造了40%的GDP,民企是用25%的贷款创造了60%的GDP;也就是说,民企融资效率是国企的4倍多。”钟宝申对财新记者估算。不过,这一算法较为粗略,尚未考虑民企表外融资等口径。

  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国企确实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目前国企的资金面也要比民企来的宽松。国企中的“僵尸企业”不少,债务量动辄2000亿元甚至更高。比如渤海钢铁,金融负债超过2000亿元,违约三年,是标准的“僵尸企业”,但银行只能被要求停息挂账,甚至还要源源不断“输血”以维稳。而民企债务危机一般以七八百亿元为坎,比如近期永泰能源中弘股份等均是到了这个量级就无法周转下去。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涉嫌资金的低效和浪费,只是量级有所不同。

  现在资金面如此宽松,但民企仍叫苦融资难、融资贵,也跟银行多年来对民企的歧视性信贷政策有关。

  一位大行高层坦言,“我一直倡导的(银行信贷)理念,就是不分所有制,不唯大小,不唯行业。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们确实在实践操作中,对民营企业的恐贷、拒贷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这么多年来,大部分银行还是只重视抵押物。”一位东部沿海地区的民营银行董事说,银行缺乏对企业现金流的管理,缺乏对企业账户的监管和对报表的核实,容易养成垒大户、倾向国企的习惯,这个特点在越落后、市场机制越不发达的地区越明显。

  国信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剑表示,虽然民企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并不表示银行不能服务。真正埋下身段去做小微、做民企的部分中小银行,ROE/ROA/不良率等各项指标还比较良好。为什么大中银行对投民企、小微情绪很大?主要问题是,做民企、小微实为行业内苦活、累活、脏活,也需要灵活的激励机制。大中银行由于内部激励机制问题、管理成本较高等原因,做民企、小微金融服务的意愿不高。

  正如陈永杰所批评的,“大量的银行是懒人政策,我就坐在这个地方,你找我,一个大企业10个亿一下就出去了,风险也可控;如果贷给小企业10个亿,可能得贷100家企业,就要花成本,就要降低银行的利润水平,银行就不干。”

  “监管显然是知道这个情况,就是想要逼着大银行家们下地干活。提出量化指标是一种督促,但硬性考核不符合市场原则,市场肯定抵触。但这个敦促的方向不是一无可取。”王剑指出。

  一位股份制银行公司部人士亦提醒,“用行政化的方式去干涉有待商榷,但督导金融机构向民企倾斜,方向是对的。监管干预应适度,完全没干预的市场化不一定好,之前任由市场发挥的结果不是都往房地产和政府平台投了吗?”

  “监管有难处。如果导向不清晰模棱两可,大家都不当回事;如果制定的太明确,又被市场批判是行政干预。”前述城商行人士称。

银行还在观望

  对于新近政策导向下的民企信贷投放,据财新记者多方了解,目前大部分银行相对冷静且还在观望,“具体调整还要等细则或者当地监管部门的要求出来再说。”

  一位中部城商行人士表示,目前还没有调整,“我们之前每个月、每个季度上报的资产数据都是要压缩的,突然上面政策又变了。本地直属监管部门没发文,我们不敢瞎调,监管执行的地区差别还挺大的。”

  一位大行融资部客户经理告诉财新记者,从11月12日之一周开始,该行内部开始统计民企贷款项目了,但“一二五”目标究竟如何落地,还很不清楚。

  “目前比较迷茫,还是应该有细节规定。‘一二五’究竟是按签约额、审批额还是放款额来算?如果只是签约额,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不会放款。目前很多银行都在宣传和民企签了协议之类,但最终落地会有多少?是真要贷还是真宣传?”这位大行融资部客户经理指出。

  近期大行争相发布“支持民企的二十条”、签订各种民企战略合作协议,并公布了一批民企“白名单”。例如,工行10月16日与百家民营骨干企业签署合作协议;11月9日,中行大疆科技特变电工等十余家民企举行战略签约仪式。

  不过,有股份行信贷部主管告诉财新记者:“最近大行公布的‘白名单’客户,是新增的吗?不是。其实都是之前有合作的民企客户,只是目前政策或者宣传需要,出来搞搞样子罢了。之前完全没合作过的民企,它们敢签吗?”这位人士称,经过这段时间的经济动荡,机构和企业家都变得相对理智,目前行业倾向是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将之前的民企合作再加深,但最终还是要按商业规矩办事,不会一窝蜂往上冲的。

  一位大行省分行副行长告诉财新记者,目前要先研究这新增贷款要从哪里来,要么是新的民企客户要增加进来,要么是存量的民企客户信贷额度要增加,增加存量客户额度相对安全简单。

  金融机构这样的应对策略,主要是担心行政命令之下的政策风险和经营风险。

  “政策风险太大了。”一位中部城商行战略部人士称,自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来,银行不良资产压力较大。之前冲动放贷,行业还未完全出清。2017年原银监会“三三四十”大检查以来,严监管政策叠加,一直压资产去杠杆,“突然又变了,我们很难判断未来形势,经不起这种折腾。”

  这位人士提到,部分民企确实不符合银行的信贷标准,不应该硬放。“我们对目前的风险判断是偏谨慎的,而且所在地区受环保督察因素影响较大,可视范围内可选的好民企比例并不大,估计未来只会投投小微、搞搞零售。对公贷款的空间并不大。”

  “银行目前会做的,估计是先调指标,短期不会大幅提高整个银行的民企信贷规模。”前述私募基金公司负责人坦言。据财新记者了解,调指标的一种方法是在国企、民企的界定上做文章。根据目前的企业分类,对于既有国资成分又有民营成分的企业究竟应如何归类,不管是监管还是业内还没有统一。

  “目前央行、工商联的民企口径有差别。在我行,国资持股51%以上的或实际控制人是国资的都属于国企;持股比例51%以下的,根据具体情况再划分。各家银行各有标准,监管还没有统一规定,主要区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一位股份制银行信贷部主管表示,如果标准不统一,不排除有银行将中间地带的企业全归类到民企中,以完成任务。

  目前市场还流传的一种观点是,未来银行是否会以给民企贷款的名义,借供应链金融等模式,却将贷款给了国企或政府平台。前述私募基金负责人表示,这在实际操作中较难,原因是资金一般是从高信用等级的地方(例如央企国企)往低信用等级的地方(例如民企小微)流,从低成本的地方往高成本的地方流,如果资金要从民企逆流到国企,很难顺畅。

  亦有城商行战略发展部人士表示:“这涉及资金使用嵌套,操作起来不是很可行。”

地方纾困基金落地不易

  为援助陷入股权质押爆仓危机的上市公司大股东,以深圳市为代表的地方政府,从10月起纷纷成立纾困基金,成为此轮援助民营企业的先头兵。但受限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和国资的资产保值问题,目前真正落地的援助规模还比较有限。

  10月13日,深圳国资斥资百亿元驰援上市公司的消息传出,引发市场广泛关注。根据《上海证券报》的报道,深圳市政府出台了促进上市公司健康稳定发展的若干措施,安排数百亿元的专项资金,从债权和股权两个方面入手,构建风险共济机制,降低深圳A股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改善上市公司流动性。

  10月30日,深圳国资所属的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深圳创投)总裁孙东升对财新记者表示,深圳国资首批百亿元的驰援资金已经到位,并且成立了决策委员会,正在通过股权和债权形式按照市场化的方式选择受助对象。具体执行的机构包括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深圳市鲲鹏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深圳创投等几家深圳国资企业。

  深圳国资的行动,迅速引发一些地方政府的效仿。根据财新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11月15日,至少已有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四川、湖南、吉林和山东等地的地方政府明确提出设立相关企业发展基金项目,帮助辖区内上市公司化解流动性风险,计划募集资金规模合计约超11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单个纾困基金的计划规模动辄100亿元,但从落地情况来看,实际募资规模一般是在20亿元至50亿元之间。也有市场人士担心,地方政府受制于自身财力有限,真正投放到位的援助规模更加有限。“深圳市政府是很有钱,但不具有代表性。很多地方政府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哪里有钱来驰援呢?”一位代表上市公司参与援助申报的资深投行人士对财新记者说。

  一家制造五金产品的上市公司总经理也对财新记者表示,在深圳市国资行动之后,地区一级的政府也曾出台过类似缓解股权质押爆仓风险的草案,但一直未真正落地。

  “地方政府对当地企业一直很了解,也很愿意帮助企业的,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地方政府也需要去找钱,所以也并不容易。”她说。

  从上市公司公告的公开渠道来看,部分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确实已经收到了援助资金。“有一些受助案例,但总体还不多。国资援助也要考虑自己保值和收益问题,所以达成交易并不会容易。”前述投行人士说。

  在股权融资方面,有多位市场人士建议应该进一步放宽对于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限制,以满足民营上市企业的股权融资需求。

1
点击观看大图

  一位私募股权基金的人士表示,由于再融资新规和减持新规的严格限制,目前上市公司定增的发行非常困难。“定增的价格,无论是三年期还是一年期,都只能按照市价打九折,而且还有锁定期三年或者一年。而且投资机构解禁之后,减持限售的规定,或者一个季度只能卖1%或者大宗交易2%。这两个原因导致投资机构不愿认购。”他说。

  11月12日,证监会通过一份最新的《监管问答》,对再融资政策有所放松,明确募集资金可以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并对再融资时间间隔的限制从18个月减少到6个月。不过,前述私募基金负责人认为,证监会目前只是轻微放开了一些限制,最重要的限制价格折扣、锁定期和减持限售都并未改变。

1
点击观看大图

民企债券支持显效

  设立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发行民企债券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MW),被易纲称为支持民企融资的“第二支箭”,目前已推出近一个月。

  债市人士表示,目前市场买卖双方对CRMW反应都较为热烈。从10月17日中债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债增信)创设首批民企为标的发行人的CRMW以来,不少银行也开始跟进,单独或者与中债增信联合发行CRMW。据财新记者统计,截至11月16日,银行间市场已经发行了13只CRMW产品,合计实际发行金额19.8亿元,同时还有3只CRMW产品已经进行预配售,另有1只CRMW已经披露发行文件但尚未预配售。这些CRMW产品的标的,皆为行业龙头民企发行的信用债。此外,上交所和深交所也各推出了两单交易所信用保护工具。

  目前创设的CRMW都是跟随新债发行,而从相应债券的认购规模和发行价格来看,附有CRMW发行的债券得到更多投资者认购,且票息较低。例如,与CRMW挂钩的“18荣盛CP005”认购倍数2.67,最终票面利率5.22%,票息低于同期发行的同期限产品“18荣盛SCP004”,且也较同期中债估值低了23个基点(BP)。此外,红狮控股集团红豆集团的凭证挂钩新债票息,也大幅低于其上期发行的可比债券中债估值。

  海通证券宏观债券研究姜超团队估计,今年民企信用债违约率上升,对信用风险保护工具的需求增加,同时目前保护工具的定价相对较低,在不考虑资本占用等因素下,通过购买CRMW产品对冲风险之后,投资者可以享受到100个BP的额外风险收益,具有一定的投资性价比。

  目前来看,CRMW的发行主要解决了民企发债的“融资贵”的问题。富荣基金经理吕晓蓉表示,目前发行CRMW的企业,今年4月至7月再融资难度有明显的提升,但仍然属于可以融到钱的主体。CRMW等支持政策推出后,这些企业新债发行利率和二级市场成交利率都有所下行,而尚未发行CRMW的传统优质民企,债券的二级市场成交利率也多出现低估值成交。总体而言,CRMW等政策明显有助于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

  “目前发行CRMW的主要是一批龙头企业,市场认可度较强,是此次监管部门一系列纾困政策最先受益的群体。”她续指,目前有成交的高收益债则是不同的投资逻辑,有瑕疵、有争议的企业在债券市场的再融资能力恢复预计还需要更多时日,去逐步证明自身基本面状况。

  其实为鼓励机构增持民企债,央行也想过其他办法。例如,5月,央行允许将小微企业债纳入抵押品范畴;7月,额外给予一级交易商MLF(中期借贷便利)额度去投低评级信用债。然而,债市人士普遍表示这些措施效果不明显,特别是7月给银行专门资金去买低等级信用债,结果火起来的是城投债。一位大型券商固收负责人指出,寄希望于银行来增持低评级债较困难,银行配置低评级信用债动力仍然不足。

  不少债市人士表示,相较于行政命令,CRMW或许是解决目前债市困境相对市场化也是比较有效的工具,但其发展成熟仍有待时日。一位参与创设CRMW的机构人士指出,创设机构为了“试水”,给CRMW定价普遍较低,期限短且企业优质,而如果要“下沉”到低一层级的企业,则需要市场积累更多的债券违约率数据。

  不过,据财新记者了解,由于CRMW设立还不能算完全由市场化推动,有一些优秀的民企表示不需要CRMW;一位债券承销部门人士表示,“有些民企认为,你让我做CRMW,可能给市场释放这家民企有问题的信号。”

  “目前问题的根源是,投资者对基本面的判断趋于悲观,风险偏好集中,因此更希望购买优质企业发的债。”一位债券私募基金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要解决市场风险偏好偏低的问题,一方面可以推出如CRMW的风险保护工具,另一方面也需要提高投资人的风险偏好,而这要求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

  在近期的债券违约案中,存在不少发行人甚至承销商对市场规则乃至法律法规视若无睹的情况。例如,已经进入破产重整的富贵鸟鞋业,早在债券违约之前,就有监管部门查证,其存在大额违规对外担保及资金拆借事项。财新记者调查发现,富贵鸟将债券募集资金通过各种方法转移给疑似关联企业后宣布违约。

  “富贵鸟这种案子如果放在美国,都不用投资者出面,会有无数个律师站出来主动打官司,而且百分百打赢。而在中国市场,投资者维权成本非常高。很多投资者保护措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在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护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投资高风险债券?”一位债券私募基金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

如何减税降费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减税降费的呼声渐高。与压银行放贷可能导致风险不同,减税降费直接降低企业的成本,改善企业的现金流,根据不同的税种,可以起到奖励好企业的激励作用。虽然短期会带来财政赤字的加大,但对于国家资产负债表来说,这原本就是一盘棋,左兜和右兜的关系。但减税降费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企业而言,要比货币政策大水漫灌、滴灌都要更有效果。

  “在市场经济中,银行信贷通常都是锦上添花、难得雪中送炭。”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姜超认为,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则能为民企“雪中送炭”。

  应该承认,中国近十几年来的税制改革,减税改革多于增税,但效果总是差强人意,税收收入自2017年以来保持两位数较快增长。而且,民营企业税收增速远远高于总体增速和国企税收增速。

  据陈永杰测算,2018年1月至9月,全国民营企业(除国有控股企业和涉外企业外的其他企业)税收同比增长21.67%,其中私营企业同比增长35.6%;两者增速远远高于税收总体增速12.7%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税收增速0.3%。

  民企税收超高速增长的背后,企业收入与利润增速并不高,2018年1月至9月规模以上的私营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增长9.2%,利润增长9.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企收入与利润均高速增长,但税收增长基本停滞。

  陈永杰的测算还显示,全国税收总量中,民营企业已经占55.8%;全国税收增量中,民营企业已超过85%。“这些数据之间的巨大反差与矛盾,带来重大疑虑:中国的税收负担减了吗?谁减税了?”陈永杰称。

  与美国相比,特朗普政府税改的重点在企业所得税。考虑到国际税收环境和反避税因素,有观点认为,中国有必要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率。但也有人指出,中国25%的企业所得税率虽然略高于美国的21%,但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采用20%和15%的优惠税率,实际税率并不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减企业所得税的迫切性不是很强。

  关键是中国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有一定的税负刚性,当前更加剧了企业的税负感。在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盈利能力普遍下滑的当下,企业的利润税负(企业实际缴纳的税费与企业的利润之间的比率)并未随资产回报率下滑而下降,甚至反而上升。

  CEI中国企业研究所对1884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统计分析发现,以2012年为拐点,制造业利润税负水平明显上升,从2013年的72.1%升至2016年的75.9%,同期制造业总资产报酬率则明显下降,从8.35%降至7.12%。

  近年最重要的税制改革营改增于2016年全面推开试点后,税收增速反而有所回升。究其原因,关键因素是在技术改进的条件下,强化了税收征管的有效性。

  此外,江浙地区一家民企小微业务做得较好的城商行高层向财新记者表示,民营企业目前经营困难,很大程度是因为税收、“五险一金”的成本过高。明年1月1日起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社保费的改革,在今年八九月间一度引发企业担忧。尤其大量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长期存在社保缴费不合规的情况。一些地方试图执法追索既往的所谓历年“应缴未缴”社保费,令企业颇感惊慌。

  针对企业界在税收方面的忧虑,10月以来决策层多次回应。习近平在11月1日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坦承,在营改增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规范征管给一些要求抵扣的小微企业带来的税负增加;在完善社保缴费征收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征管机制变化过程中企业的适应程度和带来的预期紧缩效应。

  习近平在座谈会上提出的六项政策措施,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位列首位。其中,“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确保企业社保缴费实际负担有实质性下降”等表述,更加唤起市场期待。

  11月12日,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学习时报》发文指出,年初既定的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已出台实施,加上年中出台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措施,预计全年减负1.3万亿元以上。财政部门将着眼增强发展后劲,研究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和更为明显的降费。

  作为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近四成。实质性减税,势必要减增值税。增值税下一步改革的既定目标是简并税率档次,由目前的16%、10%、6%三档税率简并为两档,并可能将伴随税率的下调。

  “关键还是税率档次的问题,很难处理。合并税率档次后,有的行业税负可能还会上升。”一位接近财政部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在税率上,有降3个百分点的可能性,如果只降1个百分点,效果不明显,利益获得感不强,具体方案如何定夺,还有待近期公布。

  相较之下,社保降费率或许更快落地。国务院办公厅11月8日对外公布的《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要求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出台降低社保费率的具体实施办法,“与征收体制改革同步实施”,这意味着社保缴费率有望在明年1月1日起下调。


【下篇】民企众生相



民企融资难、融资贵是个老问题,每一轮社会信用收缩周期到来时,概莫能外。为什么这两年民营实业企业感觉尤为困难,又该怎样对症下药?

  对陷于困境中的民企,应该条分缕析予以分类:

  第一类是民营实业企业,它们中需要区分,一类是因为受到政策影响、国企挤压或是偶尔财务管理不善,导致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一类是正常的经营失败,现金流断流。对前一种应该通过政策调整来帮助它们改善经营环境;对于第二种则应该尊重经济规律。

  第二类是那些激进投资、拼命加杠杆的民企,一般以房地产和投资金融企业的民企为主,这类企业恰恰应该为其激进扩张而付出成本和代价;还有一类是既有实业又有加杠杆行为的,所谓产融结合、多元化投资的企业集团。对于这些企业出现的问题,按市场原则来重组、处置,本是题中之意。政府应为之提供相对完善、公平、高效的破产重整、司法裁决等机制。

  总体而言,需要政府直接救助的民企并不多,政府的角色还是改善营商环境和完善公共服务;在股权、债权融资方面,也主要是提供解除管制、加强监管、维护好市场秩序的角色。

阵痛中心的民营实业

  国泰君安宏观研究团队指出,当下中国经济正处在由高增速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时期,过去的一些增长模式逐渐被淘汰、被规范,而多数民企正好处于阵痛中心:民企比国企更节省成本的优势正在失去,而在金融、社会资源方面没有得到弥补,从而导致“国进民退”的现象。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五年私营工业企业的利润累计同比增速基本稳定在5%-20%的区间,但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利润累计同比增速起伏较大,2017年初,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持续负增长后,国企利润累计同比增速突然飙升,今年以来有所回落,但仍明显高于私营企业。

  诸多分析师及市场人士均指出,这一轮去产能以及环保风暴,主要影响的是民企的盈利能力,进而导致银行对民企抽贷,引发一连串问题。同样是经受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考验,同一行业的民企与国企,境遇和结果为何大相径庭?

  以位于滨州的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山东魏桥)为例。这家山东省最大的民企,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电解铝供应商。在2017年的“清理整顿电解铝行业违法违规项目专项行动”中,魏桥集团共关停电解铝违规产能268万吨,减值近50亿元;目前魏桥拥有合规产能646万吨,约占中国电解铝总产能的15%-20%。“魏桥其实比中铝整体实力强很多,但负债成本比中铝贵很多,信用债市场的价差能大到200个BP,至少现在这部分价差应该拉平。”前述私募基金负责人说。

  近期,中铝在4000多亿元债务下艰难扭亏,除了铝价上涨、新管理层改善了经营效率,很重要的一点,是发行了1000亿元的永续债降低了财务成本。(参见《财新周刊》2018年第44期“中铝扭亏记”)

  “很多国企在这一轮赚得盆满钵溢,但这种盈利能力的改善,不是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是靠人为制造的价格垄断或其他政策红利。”一位外资投行分析师告诉财新记者,主要矛盾实则在于没有国企出清。

  前述制造五金产品的民营上市公司总经理指出,目前原材料价格过高,仍是影响企业最根本的问题。“如果一个企业的利润正常,有现金流,是不用担心的。就算银行不借钱,企业还能活得下去,大不了发展慢一点。但原材料价格很高、企业利润都被侵蚀,企业的造血功能退化,就只能等死了。”她说。

  “上游垄断的原材料涨价是突然间发生的,完全没有预期,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涨到了高位。但下游完全提不起价,很多国外的客户都说‘很快就会降下来,你再忍一忍吧’。结果连续几个季度的利润都受影响。”她无奈地说,“这两年大家都在讲国企钢厂的利润达到历史最高点,赚了多少钱,其实这都是下游的血和泪。”

  此外,这家公司此前也遇到过因环保督察而带来的原材料短缺问题。她介绍,2017年三季度,上游生产钢珠的供应商因环保问题而被关停,该公司遇到了供货难题,“最后,我们只能去抢钢珠,原材料费又是翻一番。”

  中泰证券宏观研究报告总结称,民企的困境包括:一是上游压制供给,原材料成本上涨。由于国企主要集中在上游行业,民企则主要集中在中下游,“非对称涨价带来的结果是,国企利润高增长,民企的利润受到挤压。”二是去产能和环保督察,清理的民企更多。最近三年民企数量的减少幅度要远高于国有企业。例如,近三年黑金采选行业中的规模以上国有企业数量减少了22%,非国有企业数量减少了42%。

  前述制造五金产品的民营上市公司总经理说,这类主要从事实业投资的民企盈利恶化,也导致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更加谨慎,甚至出现抽贷。

什么样的民企不该救?

  对于不能因为要救助而突破基本底线,部分身在其中的民营企业家有理性的认识。“运动式救助容易产生负面效果,救助应该是看企业经营本身状态,而不是关注是民企还是国企。”森马股份监事会主席姜捷指出,关键是需要判断未来该企业的产品和业务还能不能持续发展,“有的企业本身就是套利性、寻租性的,救了它,能带来什么社会效益?”

  但是,如何甄别这些目前流动性困难的民企,哪些是遇到了暂时困难但未来有发展前景?哪些又是有逃废债嫌疑或者无可救药的?换言之,哪些民企该救?哪些不该救?

  从财新记者多方采访来看,民企分化比较明显。正如10月30日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所指出的,目前民企的生产经营并未出现大面积实质性的变化,而是有分化,特别是大中型民企的经营有分化,有的企业经历的是“发展中的问题”,有的企业则面临被市场出清。

  “现在出问题的民企,多数是乱投资的,都有点无序扩张。这些企业加杠杆主要在2013年到2016年,都是跟资本市场相结合的,通过股票质押或定增融资,要么用于炒自己股票,要么做并购,最后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前述私募人士指出。

  以浙江省两家上市民企新光控股集团盾安集团为例。今年这两家企业都有债券违约,股权质押也岌岌可危。两家浙江民企的共性在于业务布局都很广,新光控股发家于饰品,后延伸至地产、金融以及互联网业务;盾安集团发家于制冷配件和民用炸药,后布局了铜贸易、农业、光伏、投资等业务。这两家的主要问题都在于杠杆加得太快太多,资金期限错配严重,严重依赖短债长投,股权质押甚至非标融资很多,公司财务管理都出了大问题。

  “盾安我们是会救的,但是新光就不救了。”一位大型银行高层告诉财新记者。这一区别对待,首先来自地方政府的态度。盾安集团实际控制人姚新义是老企业家,当地人脉更深,主营业务给人的印象相对扎实一些,但也有多元化、乱投资的问题;而新光控股在地产、金融业务上投资过多,信息披露和真实性上堪忧。浙江省政府长年浸淫浙商之中,对这两家企业采取了不同态度:虽然均收到了这两家企业的“求救”,对于盾安集团是积极协调了债委会,对于新光集团则基本没有回应。

  “稳健融资应是企业永恒的主题。”姜捷近期向财新记者重申其观点。他出身于温州银行业,后到实业界做财务总监,经历过2012年的温州去杠杆。他的体会是:“企业要高度重视融资结构与规模,融资出了问题,对企业是灭顶之灾。上一轮泡沫,温州商人的教训就是钱来得太容易了,以为借到的钱就是自己的钱。这一轮对于全国范围内民企,也是如此。”他说,“我们不会因为贷款好贷或贷款环境宽松了,就去增加负债。”

  当前各地政府、监管部门和银行,都在积极准备拯救的民企“白名单”。“‘白名单’的选择是什么标准?选择中是否存在寻租空间?”一位债券投资人提出疑问。

  目前,A股PPP明星企业东方园林?002310.SZ?)已跟碧水源?300070.SZ?)和大北农?002385.SZ?)一起,进入北京市的“白名单”,获得发行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的资格。今年5月,东方园林发债遇冷,原计划发行10亿元的公司债实际仅募资0.5亿元,随后引发股价大跌和停牌,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面临被强平。经北京证监局协调,要求23家股票质押债权人不得强制平仓、不得冻结股权后,“暂渡难关”。

  “考察后,三家企业中,我只配了碧水源的股票。”前述私募人士认为,东方园林资本金缺位太厉害,主营业务跟政府关系过密,引入了“中植系”旗下的中泰创展(珠海横琴)控股有限公司作为股东,“与政府之间的来往账款和股权关系都太复杂了,看不清楚。”9月初,东方园林出席了央行与全国工商联召开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座谈会。

  在一位接近监管的人士看来,现在各地纷纷表决心,企业原本就良莠不齐;市场化的风险定价必须尊重,真实的财务状况、资产评估状况和尽职调查,这是救助的前提。如果变成政府硬性摊派,机构草率地蜂拥而上,只会增加救助的道德风险、逃废债风险。

  “凡事都有度,帮助过度了也是害人。如果企业因为投机出现经营困难,也要救,就会鼓励大家都去冒险。”钟宝申提醒,“维护社会稳定是政府应该做的,但在这个过程中,要保证诚信建设和合规经营文化的培育,有的企业可以帮一帮,但是要有责任分担机制。如果一个社会倡导企业家不对自己的经营结果负责,危害就太大了。”

1
点击观看大图

  一位券商固收部总经理向财新记者表示,在弱周期中,有的企业本该出清,无论国企还是民企。但是,现在救的往往是哭声最响亮的那些。“这样可能造成资源的进一步错配:钱又流到了喜欢钻营政商关系、股权盘根错节、问题复杂的企业。”

警惕逆向选择

  就在监管政策开始转向支持民企融资之时,一些违约企业的态度瞬间逆转。比如,因“试探性违约”受到市场关注的永泰能源?600157.SH?),最近抛出的一份700亿元“化解危机方案”,就触动了市场的神经。

  方案显示,永泰能源计划用约十余年债务重组,两套供选择的方案都涉及债务展期和降低利息至基准利率,且展期期间只是付息,偿付本金计划最早也要到2026年以后,这超出正常经济周期七八年1倍时长的“还债计划”,让不少债券持有人难以接受:“这难道不是以展期之名逃废债?”

  永泰能源负责人对财新记者进一步表示,降息至基准利率是响应国家号召,落实国务院解决民营企业融资贵要求精神,“融资难、融资贵是两座高山,不降息不行。”

  关键是这一方案与永泰能源8月初出台的方案差别太大。当时永泰能源称,“13永泰债”计划本金展期18个月,且在展期兑付期间,付息债务按原票面年利率7.30%上浮30%,并对签署展期兑付和解协议的债券持有人追加不低于36亿元的资产包抵、质押担保。

  在部分债券持有人看来,“此前永泰至少表态愿意尽力变卖资产偿还债务,现在就是打个电话拿着这个方案告诉你,我就这么多钱可以还,你看着办吧。”

1
点击观看大图

  不过,在一位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凯迪生态)的债券投资人看来,永泰能源还算“有一定诚意”,“方案起码做了一定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对未来预期还做了一定的研判;而凯迪生态抛出的方案没有推导、没有预判、没有财务分析和资产评估,仅仅说为了能保证公司可持续经营,保证在现有的负债规模下能够营收平衡,债权人现在就必须接受多少的债务减免、多少的利息减免、多大规模的债转股,还以可能退市要挟债权人。”

  11月中旬,凯迪生态的债务重组方案称,公司拟在最高留存不超过80亿元债务、并安排无息或低息展期偿还的基础上,就剩余160亿余元债务按现金清偿+定向增发间接债转股清偿相结合的方式予以清偿完毕。

  除了永泰能源和凯迪生态这两家违约企业,还有更多企业在违约之后根本就没有任何进展,比如违约很久的云峰集团天威集团等,到现在都没有拿出债务重整方案;有的企业即便进入破产重整,也迟迟没有任何结果,没有拿出像样的方案。

  “现在我们已经违约了,如果你把我们干趴下了,银行损失更大。”一位永泰能源高管在方案曝光后对财新记者表示,“一旦破产,债权人就要拨备(不良),当事人要被追责。我们现在都在一个利益链条上。本都收不回来,谈什么息呢?”

  永泰能源高管的想法,可以解释部分债务违约企业的行为动机。一位大行风控部门负责人认为,从破产管理人制度、救济机制到强裁标准设定,中国的破产法对金融债权人保护不够;包括税务等诸多破产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尚没有法律明确规定。这些因素,导致企业破产重整成为金融债权人的“软肋”。

  目前,市场的共识是永泰能源仍然是可以继续经营的企业,尚不到破产重整的一步。不过,有债券持有人对财新记者表示,理性的投资人不可能接受低息长期展期的方案,“实在不得以,破产重整也不是不可接受。”

  一位债券私募基金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迅速出清了一批企业,特别是汽车和金融两大行业都经历了一次大洗牌,教训惨重的同时也使得美国经济得以轻装上阵,并逐渐走向复苏。然而,在国内,企业出清掣肘重重。

  一位长期从事破产重整的律师表示,破产重整作为积极救助企业的一个手段,应该积极看待;但目前国内债务纠纷都是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才进入重整程序,这个时候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而且由于国内破产重整立案困难,法院破产审判力量不足,且由于破产案件本身复杂,涉及人员众,一般法院审理时会参考当地政府意见。

  这就带来政府干预的空间。前述银行资管人士表示,中央监管部门连发多文明确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后,他手头的一个民营企业资产保全的案子就被法院在“地方政府指导下”驳回了。

  如果市场不能及时出清,政策套利就无处不在。近期政策导向转变中,市场中不少机构希望能借政策传导时间差赚一笔,“收债”的消息开始在不少债券投资群中增加,其中,除了前文提过的盾安,求购康美药业?600518.SH?)债券的频率也较高。一个月之前,因被质疑财务造假,康美药业股价连续多个交易日跌停,市值断崖式缩水超过350亿元,债券收益率同时跳升。

  不破不立。目前真正需要的是完善破产制度,让问题企业顺利出清。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二庭庭长贺小荣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提出,《企业破产法》实施十多年了,需尽快完善。

  前述私募基金负责人则指出,“有社会效益的是企业本身,而不是原有股东。国外有秃鹫基金来做困难企业的彻底重组,把原有老股东的股权清零,找到合适的人管理公司,最后上市退出,效率很高。但我们现在的救民企的方式是,用一批资金承接原有老股东的股权,缓解股权质押风险,但企业的公司治理、经营管理并未得到任何改善。”

  “民企的融资难题,不能靠下一剂猛药。运动式的支持,只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前述银行资管人士表示。

1
点击观看大图

何以竞争中性

  “总结近期金稳委、国资委领导对‘国进民退’的回应,短期做法是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和推动国企改革,长期的改革方向是通过制度变革实现竞争中性。”招商证券宏观团队分析称。

  监管高层首次就国企“竞争中性”原则表态,是今年10月中旬央行行长易纲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他指出,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

  按照2012年经合组织的解释,竞争中性是指任何市场主体在参与市场的过程中,不应因所有制的差异而获得竞争优势或面临竞争劣势,具体包括经营模式、成本确定、商业性收益率、公共服务事业核算、税收中性、监管中性、债务中性和政府直接补贴、公共采购八个维度。

  从这些维度看,国企和民企并不享受同样的地位。

  例如,银行之所以恐贷拒贷,就是因为在银行看来,国企与民企在很多方面不一样。前述大行高层人士指出,一是民企确实比国企的不良率高。二是化解风险的能力,民企弱于国企,“比如,民企和国企同样出现资金链断裂,对于国企,政府出面会名正言顺一些;但民营企业出问题后,不同的地区干预力度不一样,造成的后果就不太一样。”三是在不良贷款的追责方面,银行也区别对待国企和民企。

  另一位银行人士也指出,这种问责机制的歧视,倒逼了银行还是倾向于给国企贷款,“因为如果是国企贷款出了不良,很少会因为未尽职而被问责;而一旦民企贷款出了不良,第一句话就是问你,‘民企给你多少好处?!’”一位股份行小微金融部主管坦言:“如果放贷给国企,出了问题我这个领导还可以继续当,不过是肉烂在了锅里;要是给民企出了问题,还要把我给牵连进去。谁会愿意担风险?”

  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撰文指出,银保监会应推动银行在不良资产责任考核中落实“竞争中性”原则,即银行高管对民企和国企坏账承担同等责任。

  从更深层次看,世界银行集团金融、竞争力和创新全球业务部的首席民营经济发展专家张春霖在《比较》杂志撰文指出,目前国家所有制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的历史性难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中国,随着非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如何合理界定国企在经济中的角色,保证国企和非国企之间的公平竞争,已成为日益紧迫的挑战。

  一位资深监管人士对财新记者指出,还应该通过立法,对国企的功能、数量、介入领域进行清晰而严格的限定。

  10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刘鹤召开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要求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以“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思路,扎实推进国企改革,大胆务实向前走。

  “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上的影响力提高,国家所有制主导的模式与全球市场经济秩序之间的摩擦和冲突经过多年累积之后,2018年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紧张而集中显现。在新的经济环境中,国企改革面临新的挑战,必须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张春霖说。

本文作者2018-11-21 20:45
tolee.net
粉丝0 阅读1438 回复0
上一篇:
周小川:如何全面看待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的发展发布时间:2018-11-21
下一篇:
中国住房存量测算:过剩还是短缺?发布时间:2018-11-22

精彩阅读

排行榜

桃李网微信公众号

扫码微信公众号
给您想要与成长

用心服务 热心公益
q66619987
周一至周日 24小时
意见反馈:richen#126.com

扫一扫关注我们

桃李赢天下 by Discuz! X3.4? 2018 Comsenz Inc.( 粤ICP备18037673号 )